法信息研究中心的使命和课题
—谨献给“作为委托人之国民”
在民主主义社会中，国民直接地监督立法和行政的重要性，已经无需赘言。然而，在现实中该如何将之予以真正地践行呢？虽然，日本的民主主义制度确已建成，并日臻完善。但是，无论是选举的进行，公众意见的征求，还是国民对最高法院法官的审查等，仅仅通过《选举公报》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官网，所获得的信息都很难说是足够的。“3.11”及其后政治行政的运行状态，对于不再去探求日本民主主义制度本质的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来讲，则成为我们去考察战后社会应有状态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的专业是日本政治史，最近开始关注“委托人—代理人论”这一说明政治家和官僚关系的理论。所谓的“委托人—代理人论”是指：国家主权的所有者以委托人的身份，通过选举选出政治家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为国民（委托人）来运营政治，适合于国民主权和代议制民主主义政治的理论（注解1）。
但是，在原本应该是由国民通过选举政治家施以委托，在此之上官僚再作为政治家的代理人实际运营政治的这一过程中，却发生了政治家利用官僚来进行追求私利，官僚为了一己私利利用政治家等如此诸种逆转现象。不再是“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中的影响力由国民到政治家，由政治家到官僚的传达，而是在官僚和政治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易关系，国民被疏远，成为承担不利后果的一方，进而基于国民主权的代议制民主主义则近乎变成了空壳。
近年来，所谓的“摆脱官僚统治，确立政治主权”的政治口号，其内涵正在与将“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中产生的上述逆转现象，恢复到其原本应有的正常状态。然而，如果政治家仅仅为了追求利益而将官僚“推拥到”代理人位置上的话，那么国民将难以逃离一味承担不利益的境地。国民要成为真正的主体，就必须像开篇所讲的直接地监控立法和行政，进而，国家的立法过程和行政的执行过程的相关信息需要透明，并将其划归为简明的信息提供给国民。
与此有关，值得瞩目的是，作为“国民图书馆”的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在线服务（信息提供服务等）正在取得飞跃式的发展。在其官网主页上所公布的立法信息，电子图书馆，尤其是其中的日本法令检索，东日本震灾档案，现代化电子图书馆的检索功能，正是国会图书馆为其倡导的“贡献于民主主义发展”提供了具体手段。更进一步，这个“国民的图书馆”如果可以作为“国会议员起草法律和制定政策的图书馆”而充分发挥功能的话，该馆就将极有可能成为国民和政治家促进日本议会制民主主义发挥其功能之重要工具平台。
其实，在过去就曾有主张：作为与国会同时创设的国会图书馆，应该使其和国会议员的立法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可以说是日本议会制民主主义得以确立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在战后，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运营着升格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唯一的立法机关”—国会—的各政党政治家，在世界大萧条的面前日益丧失了国民的信任，于1938年自行将立法权全权委托给政府，甚至于1940年自行解散参与到战争当中。明治宪法下的政党政治家和日本国宪法下的政党政治家他们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那么，该如何对应才可以使问题得以解决，自然成为了最为本质和具体的课题。当时，伴随着新宪法的施行，代表了日本法学重镇的学者宫泽俊义、末弘严太郎、我妻荣、铃木安藏，向坂逸郎，他们汇集一起召开了题为“新宪法和国政运行”的研讨会，会议上做出如下的讨论。这些讨论直接涉及到了今日我们所面临的政治家官僚问题，其内容非常具有启发性。原文很长，现仅作摘要如下。（注解2）
铃木安藏：“这样说虽然非常失礼，但是日本的议员们其自身素质确实比较低，又缺少责任的自觉性。因此政党无论是在法案立案上，还是在政策研究上，基本上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并且也没有设置相应的准备机构。虽然在形式上是国会中心主义，然而在国政的实际运行上，即便是在新宪法作支撑的前提下，筛选出的相当一部分官僚，仍然也只是与至今为止的状态差不太多的势力。”
末弘严太郎：“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实际在这一点上国会图书馆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也就是说，一定要使之（国会图书馆）成为国会议员及政党们的知识源泉。说到图书馆，经常会仅仅被认为是收集了一些书的地方，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按照过去的经验，议员们基本上是不会去利用它的。所以说，接下来要建设的图书馆一定要收集一些各政党在起草法案，制定政策，审批政府预算时，确为必要的信息资料，并且设置一些专门负责该类信息资讯收集的人员。换言之，要把它建成为Reference Library（参考型图书馆）。就截止目前的获取资料的实际状况来说，议员民们只能是向官僚们低头索取，其他别无他法。如果不采取新的措施，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当然议员们必须不断地学习，也要从政治的角度审视官僚和国会的关系，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议员们在制定各项政策时不用向官僚们低头，通过国会图书馆自行即可获得所需智慧的图书馆。”
铃木安藏；“我看了内阁法的草案，法制局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机构设置，也就说看来他们打算按照与过去一样的体制进行法案的立案工作。在国会法案中虽然表明设置法律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但是（法制局）与议会图书馆及法律委员会的实际关系仍然不够明朗。新宪法虽然规定了由总理大臣代表内阁提出议案，但是从原则上来讲，法案应该主要是由国会提交……”
宫泽俊义：“是的，新宪法的原则就是这样。那么，这次的国会法中规定的国会图书馆，法律委员会，主要是想说不利用这些机关不可以，形式上采取了美国方式，但是仅仅把议员召集起来去制定法律草案也是不太实际的。所以，不论是交给议会还是交给政府，让法制专业人员在其中充分地发挥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就像您刚才指出的，如果议会自身不掌握立法的技术，不具备相应的立法技能的话，即便议会的权力再大，真正的议会政治都将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至今在一般行政上出现官僚主义及其他诸多弊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个人认为是源于日本行政本身的极端旧式的非合理主义，和非效率性。下定决心将之改变成高效率，合理化的状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样的改革成功的话，那么通过议会来抑制官僚的自利行为则变得容易。”
距今67年前，铃木安藏、末弘严太郎，宫泽俊义他们所期待的是，通过国会图书馆，议员们勤勉学习，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国会图书馆不仅可作为调查研究的场所，同时也可作为掌握立法技术的具体媒介。如此一来，国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利用国会图书馆，获悉议员预期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之相关信息。不过，这里重要的不仅仅是信息的透明化，什么信息被透明，如何才能更为便捷地使用这些信息，即，信息的质量和接口才是更为重要的关键所在。
如果信息的质量和接口问题被有效地解决，那么国民通过登录国会图书馆获取政策制定以及立法审议的相关信息，针对议院作出反馈、评价等也将变得更加现实可行。如此，民主主义的监督功能得以发挥，国民，政治家，官僚之间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也将恢复到其应有状态。
交织着这样的设想，接下来，我将简要回顾法律信息研究中心目前为止的努力，并就今后的使命和课题进行简要阐述。我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样的重要时期里，要想探索法学家们的期待未能得以实现的原因，其关键在于应该去考察在当时的体制巨变过程中法制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换句话说，我个人提出一种推测，上述原因应该是在于，虽然在国家制度上采取了“国民主权和民主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却在没有从“国民作为委托人”出发，去制定相关法律和运行相关法律。当然，这也和当时的主要政治角色，即，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日本政府，以国会为首的诸立法机关等有着密切的关联。
具体地，针对占领期（1945–1952）前后日本的体制转变及法制度重构，我们可以通过协同法信息・信息处理专家及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共同研究，从多视角复合式的观点上去探讨“占领期日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同时，将日本的体制转变作为占领改革的“成功案例”进行重新审视，这也将会对今后世界的发展提供有益且重大影响。有关日本的体制转变，通过在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收集大量的相关法制进程的信息，在此之上借由最先端的信息处理技术进行复合式分析，就有可能描绘出具有新轮廓的日本及全世界的变化蓝图。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附属法信息研究中心，为了早日实现这一课题突破和历史使命将持续不懈地努力，在此我们竭诚期待您的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
（注解1）J.Mark Ramseyer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原著），加藤宽（监译），川野边弘幸/细野助博（共译）《日本政治の経済学―政権政党の合理的選択―》弘文堂，1995年，１～２页。
（注解2）《改造》1947年6月号（《憲法の１００年・３・憲法の再生》作品社，1989年，123～125页，所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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